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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辩护词 发布时间:2017-11-16

    尊敬的:

    审判长、审判员:

    天津威廉希尔足球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徐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刘洪杰、薛红梅律师担任徐某某涉嫌贩卖毒品一案的辩护人。在上一次庭审之后,经过补充侦查,今天再次开庭。辩护人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现有的证据,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某某贩卖毒品罪证据不足,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就此,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法庭给予采纳。

    一、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徐某某明知是毒品而贩卖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实施贩卖毒品行为是贩卖毒品罪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之一。津检一分院刑诉【2013】XX号起诉书及津检一分院刑变诉【2014】X号变更起诉决定书中认定被告人徐某某贩卖毒品的行为,在所有案卷材料中,仅仅依据本案其他两名被告人杨某和何某某的供述,再无其他旁证。但是,这两名被告人的供述前后不一,疑点重重,经不住认真推敲,不足以证明徐某某贩卖毒品的事实。具体分析如下:

    (1)被告人徐某某没有参与2013年2月18日的毒品交易。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徐某某提出案发时其不在毒品交易地,庭审中止。在补充侦查期间,证人郭某某到津接受公诉人的询问。经郭某某证实,2013年2月18日,二人驾车一起到惠州市惠东县并于当日下午15时30分入住金海湾酒店,直至2月19日中午离开,返回东莞。在这段时间内,徐某某一直和她在一起,二人没有离开过酒店。上述事实有徐某某本人入住酒店记录、刷卡消费记录等予以佐证。

    津检一分院刑变诉【2014】X号变更起诉决定书仍然认定2013年2月这起毒品交易是被告人杨某、丁某与徐某某联系购买,是错误的。公诉人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2月18日徐某某出现在毒品交易地,也没有证据证明这起毒品交易与徐某某有任何联系,徐某某身在惠东县的酒店,从杨某等人的通话记录中,也没有显示在这一天中徐某某和其他几名被告人有过通话联系。何某某在上一次庭审中供述在2月18日这起毒品交易中没有见过徐某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徐某某参与了此次毒品交易。

    (2)津检一分院刑变诉【2014】X号变更起诉决定书中认定自2012年,被告人杨某、丁某与徐某某联系购买冰毒十余次,杨某本人供述其是在2012年年底认识的徐某某,在此之前购买毒品均是丁某联系的卖家,截至最后一次被抓,仅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十余次毒品交易是如何完成的?变更起诉决定书中认定2013年1月份,被告人杨某、丁某与被告人徐某某联系商定购买毒品,由被告人何某某与闫某、陈某驾车前往广东省惠州市,何某某将携带的现金人民币60余万元交给徐某某,徐某某将杨、丁所购毒品冰毒交给何某某,何某某携带毒品返津后,毒品由丁某取走。在津检一分院刑诉【2013】XX号起诉书中并没有认定上述毒品交易,本案卷宗中公安禁毒支队出具情况说明,认为犯罪嫌疑人杨某供述的其他涉嫌毒品犯罪行为经办案人员反复侦察,因未查获相关毒品,也未搜集到可靠证据,故不予认定。公诉人在没有查获毒品、毒资,也没有搜集到任何可靠证据证明上述毒品交易存在,并且是与徐某某联系购买的情况下,仅依据杨某的供述就认定上述十余次毒品交易的存在,并由此推定徐某某参与了2013年2月这起毒品交易,是没有合法依据,极为不妥的。

    (3)杨某所谓认识徐某某,又指使何某某与徐某某交易毒品,均不能成为认定徐某某贩卖毒品的直接证据。2013年2月20日案发后,杨某对于与徐某某相识的时间、地点、介绍人都存在着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供述。尤其是先说自己是从2012年5、6月份开始从徐某某手里购买毒品,后又改口说那时是丁某联系上家,自己不知道从哪买来的。但对照杨某和徐某某两人的供述,可以认定两人相识是在2012年底,而且是经过一个名叫“大军”的人介绍。两人见面的目的,按照徐某某的说法是杨某要买车,这一点因为公安机关没有查找到“大军”,无法得到证实。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两人相识就有买卖毒品的目的,或者联系商议买卖毒品的过程。此后虽然杨某还曾到过广东,但与徐某某没再见过面。两人一面之交,短时间内就做起一次几公斤毒品的大买卖,也明显不符合常理。所以,杨某与徐某某认识,不必然得出一定进行毒品交易的结论。杨某所供述的在何某某出发前和到达广东后,用电话与徐某某联系购买毒品,也只限于杨某自己的口供。不但没有二人之间的通话记录予以佐证,杨某所提供的徐某某给他用于两人联系的手机号码也没有证据证实。反而是徐某某提供的自己使用的手机号码,却是用本人身份证实名购买,有据可查。所以,起诉书认定“自2012年,被告人杨某、丁某与被告人徐某某联系购买毒品十余次、2013年1月份被告人杨某、丁某与被告人徐某某联系购买冰毒、2013年2月,被告人杨某、丁某与被告人徐某某联系商定以冰毒每克150元、K粉每克13元的价格购买冰毒4千克、K粉1千克,并进行交易”的事实,仅凭杨某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不能成立。

    (4)何某某称在交易毒品时见过并在辨认中指认徐某某,但是何某某供述也是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同样不能成为认定徐某某贩卖毒品的直接证据。何某某在3月8日的捕前讯问中供述:每次把带去的东西交给第一辆车上的人,那人开车就走,第二辆车过来再把杨某要的东西给我,也不停留开车就走。第一辆车每次都是两个人,但是每次人都不一样,第二辆车上一般就一个人。在之后的预审笔录中又多次供述从2012年年底到其被抓之前,每次去广东交易毒品基本都会看见徐某某,从徐某某那里这样拿毒品大约三次。对于2月18日这次到广东交易毒品的过程,何某某在5月23日前的供述中均称交易时第一辆车上就一个人,没有下车,交易完就走了,另一辆车的人也是将东西交给何某某后就走了。而在5月23日预审笔录中又称杨某的朋友在前边车上,我和他打了招呼,他看到我之后下了车,我也下了车,我俩一块走到我这辆车的后备箱那,打开后备箱。在上一次的庭审中,何某某供述在2月18日这起毒品交易中没有见过徐某某,在对徐某某进行辨认时,公安机关并没有告知其是对交易毒品的人进行辨认,在今天的庭审中却又矢口否认。在2014年6月25日公诉人对其提讯中,同样供述2月18日这起毒品交易,没看见徐某某,结合徐某某2月18日这天不在毒品交易地的事实,可以确定徐某某没有参与此次毒品交易。何某某在无法合理解释的情形下又称2月18日毒品交易对方第一辆车上的司机以前和徐某某一起出现过,(却无法说出这个人的称呼、外貌特征、和徐某某什么关系、怎么证明与这个人交易毒品与徐某某之间存在关联),同时又称和徐某某最少见过四次,将此前的供述完全颠覆。

    何某某在供述中曾称春节前给徐某某送狗不理、桂发祥等年货,所以对徐某某印象深刻,而徐某某所说年货的情节与其完全不挨边。按徐某某的说法,是杨某的朋友广东人“阿原”交给他一盒“狗不理”,而且告诉他是杨某送给他的。一般情况下,贩毒的人都是十分谨慎,不会轻易在人前暴露自己,尤其是和他交易的人。如果徐某某真是交易毒品的那个人,他能如此大胆,下车微笑着看一后备箱的年货搬上搬下?难道不怕将来事情败露被指认?何某某所述情节无法证实,更不符合情理,也不能成为后来能够辨认出徐某某的依据。何某某对同一件事情的供述都前后矛盾,无法统一,因此其供述不能作为徐某某贩卖毒品定案依据。

    (4)由于侦查卷中涉及徐某某贩毒的证据只有杨某和何某某的供述,有些疑点无法排除,事实无法确认。比如,在下高速公路之后的路边进行交易,由于我们没有看到对具体交易地点的勘察记录,不知道交易现场的情况,如现场光线如何,能否足以认清一个人的面貌?再比如,一笔5千克毒品的交易,在毒品交易案件当中不算是小数目,徐某某的毒品来源以及他是否有上家?这些与徐某某是否贩毒有关的事实公安机关都没有进行调查。公安机关在抓捕徐某某时对其随身物品进行搜查,也没有发现任何与毒品有关的东西。在缺乏徐某某贩毒的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两个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来认定徐某某实施贩卖毒品,明显缺乏证据。再有,假如徐某某真是个毒贩子,按照正常的逻辑,在得到杨某等人被抓的消息后,他应该马上逃离,岂会一如既往的在家中生活、工作,等着公安机关来抓捕。而且,徐某某还使用微博,告诉杨某自己的微信号,在微信中发自己及其家人的照片。这些疑点我们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确定或排除。

    二、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徐某某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实施贩卖毒品行为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

    首先,两被告人杨某和何某某的供述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之一。但是,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证据使用时,有着比其他证据更加严格的标准。按照最高院等五部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应当认真审查被告人的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无矛盾;与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专门强调:“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在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这个纪要不仅与“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一贯要求相一致,而且针对毒品案件提出了更加具体、严格的要求。对照本案,在徐某某完全否认犯罪,既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又没有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两个同案被告人自相矛盾、疑点重重的供述作为证据,就认定徐某某犯有贩卖毒品罪,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上述纪要精神的。更何况本案中被告人徐某某提出了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不在毒品交易现场,没有参与毒品犯罪。

    其次,两被告人杨某和何某某的供述是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属于主观性证据,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从杨某、何某某的前后供述来看,已经充分体现了这种不稳定及不确定性。杨某的供述对于与徐某某相识的情节语焉不详,更没有提及与徐某某联系商定购买交易毒品的细节,比如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商定的毒品价格,都没有涉及。这有可能是杨某记忆力不好,表达不清楚,也有可能本来就不是事实。所以,在没有充分的客观证据(例如物证、书证及视听资料等)加以佐证的情况下,单独采信这些言辞证据确认犯罪,是违背刑事证据法律规定的。

    再次,被告人杨某、何某某的供述属间接证据,两人的供述都不能直接证实徐某某贩卖毒品的事实。最高院等五部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间接证据的使用有严格、具体、明确的规定,即“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1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2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3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4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5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判断”。很明显,作为间接证据,本案中杨某、何某某的供述,至少还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结论也不是唯一的,不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两个证据更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即我们所说的“证据链”,不能达到上述要求,不具有确定徐某某实施了贩卖毒品行为的证明力。此外,作为同案被告人,杨某、何某某和徐某某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推托罪责以求自保也是本能,供述的真伪必须得到佐证,也必须进行认真分析。

       三、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当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告被告人徐某某贩卖毒品的罪名不能成立,做出无罪判决。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和本案涉及毒品的数量,徐某某贩卖毒品罪一旦成立,将面临重刑甚至死刑。在此种情况下,必须遵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其他法律规定对本案进行严格审查。作为公诉人,负有举证证明徐某某实施了贩卖毒品犯罪行为的责任,并且要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即使徐某某提出的“不在场”证据不能完全排除其参与毒品犯罪的可能性,但结合公诉人仅能提供杨某、何某某二人的供述上看,本案在徐某某贩卖毒品的认定上疑点重重,无法做到排除合理怀疑,应当恪守《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疑罪从无”原则。同时,最高院等五部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要求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也必须得到执行。

       毒品犯罪一直是我国法律重点打击对象,毒品犯罪不单单侵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还更加侵害人民利益,摧毁无数无辜家庭,必须严厉打击。辩护人理解,作为办案单位侦破一件涉毒案件,如果能够同时抓获毒品交易双方,就能够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遏制毒品交易,有效制裁毒品犯罪,达到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目的。但是不能一味的为了打击毒品犯罪而忽略对案件事实的审查、证据的全面收集,更不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随意认定一个与毒品买方有关系的人就是卖方,从而给其定罪,让其面临可能是极刑的惩罚。这样是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也是违背法治精神的。

       对于“疑罪从无”这一原则,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曾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要正确理解和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事、民商事、行政等各个审判领域都要坚决防止冤假错案”。中央政法委也在《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综上所述,辩护人恳请法庭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采纳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宣告被告人徐某某无罪并予以释放。

        谢谢审判长!

    (辩护人:天津威廉希尔足球律师事务所 律 师:刘洪杰 薛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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